陶铸的性格直率，与彭德怀一样，是党内赫赫有名的大炮。这门大炮敢说敢做，敢于承担责任，勇于为真理争辩。更为可贵的是，陶铸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不怕改正自己的错误，这种品质让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威信逐渐升高。 1932年4月，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攻占漳州，时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的陶铸前去汇报工作。面对毛泽东，陶铸毫不犹豫地提出希望红一军团能支援两个连的枪支。这个请求遭到拒绝，但陶铸并未因此放弃，他坚持自己的立场，并据理力争。面对这个年轻又充满血性的干部，毛泽东欣赏地评价道：是头牛！有人曾评论陶铸为人做事轻率且缺乏变通，但其实这恰恰体现了他的果敢与直白。在当时的年代，直言不讳、敢于挑战上级的权威，既是勇气的体现，也是一种无畏的担当。 陶铸的耿直脾性让他在党内树立了鲜明的个性。他有话直说，批评别人时毫不留情，甚至不顾面子。正因如此，他经常成为别人告状的对象。毛泽东对这些告状的人则宽慰道：陶铸是我们党内的一头牛。牛有角，就是要拱人的。有什么办法呢？这番话虽然带着些许调侃，却也能看出毛泽东对陶铸的理解和宽容，毕竟直言敢为的精神，正是党内所急需的。 在1959年的七千人大会上，当谈到工作中的不足和错误时，作为中南局的第一书记，陶铸毫不犹豫地发声。他直言不讳地说：中央与地方责任分配不均，三七开这种说法不合适。他坚决认为，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中央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虽然没在大会上进行检讨，但应该作出书面检讨。他还直言，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根本不够深刻，讲话内容缺乏实质性的反思。此话一出，全场陷入了沉默。作为党内的大炮，陶铸敢于言辞激烈，毫不留情地揭示问题，这种个性也使他在党内树立了独特的威信。 大跃进时期，广东各地纷纷发布高产粮食的卫星，一时间捷报连连。连县星子乡北庄也不甘示弱，公开宣称亩产达到了30218公斤的惊人数字。陶铸在这一期间也曾因盲目跟风而受到过影响。一次，他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全省干部大会时，提出了一句充满豪气的话：放开肚皮吃三顿干饭，不要钱！这番言论似乎表达了他对粮食生产乐观的态度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局势发生了变化。1959年初，广东省委收到报告，雷南县在1958年晚稻生产方面的粮食出现了高产假象，并且在粮食调配过程中，出现了7000万斤的瞒产私分现象。 陶铸所负责的广东省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严格的反思和处理。他强调，必须开展反瞒产、反本位主义的斗争，只有这样，世界杯才能确保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并妥善安置群众。然而，反瞒产运动并没有如预期般顺利。在东莞的反瞒产大会上，尽管干部们普遍认同粮食紧张是假象，唯独袁溥之提出了不同的意见，认为过度反对瞒产并不能解决问题。袁溥之曾是中共早期的代表，经历过国民党的监狱，素来敢于说真话。陶铸当时批评了袁溥之的右倾言论，但在与农民接触后，工作组意识到农民的粮食确实不多，农业减产的问题愈发严重，浮肿现象频频出现。陶铸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，心中充满了愧疚。 面对这些失误，陶铸并未回避责任。在1959年三四月间的广东省委会议上，陶铸亲自为前期不切实际的反瞒产政策做了深刻的自我检讨。他明确表示，过度推行反瞒产导致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关系紧张，矛盾愈加尖锐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提出，必须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，向农民让步，停止无谓的反瞒产斗争。中央对广东省委的报告给予了高度重视，并号召全党要讲老实话，做老实事，改正不实际的错误。 陶铸对自己的失误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恳和愧疚。1959年的汕头会议上，他公开承认了高指标、浮夸风带来的严重后果，并将这次反思写成《总路线与工作方法》的文章，公开在报纸上发表。此后，他还特意找到袁溥之，请求原谅：袁大姐，在东莞反‘瞒产’，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，还错怪了你。请原谅，我向你道歉！1959年秋，陶铸在潮安县的群众大会上再次表示：我来是向全县人民作检讨的，我的反‘瞒产’政策让群众饥饿，让干部受冤，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，要靠实事求是过日子。 陶铸的性格，敢于正视并承认错误，成了他作为领导者的重要特点。在他的一生中，他多次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：造成三年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在哪里？我们没有从主观上找原因，总是把问题归咎于客观，这绝不是共产党人的战斗风格。这种深刻的反思与批判，既是对过去错误的清算，也是一种勇于承担责任、敢于改正的精神体现。

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，陶铸再次进行了自我批评，毛泽东特意表扬了他的坦诚与勇气，称广东是最早进行检讨的省份。陶铸的自我批评成为了党内良好风气的榜样，而他一次次的检讨和反思，体现了他对错误的深刻认识，也让党内的自我纠错机制得到了有效的强化。毛泽东曾幽默地对他说：陶铸呀，你是不是又要作检讨？你已经检讨得够多了，不要再检讨了。